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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一场万人公审大会在浙江横店举行。东阳县法院的法官在法庭上高声宣读了判决书，单银昌因犯下严重罪行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在场的群众中，有些人对单银昌并不陌生，他们记忆中的单银昌是一个手艺精湛的木工，平日里深居简出，这样一个看似无害的人，竟然会犯下如此重罪。

　　直到次年，《光明日报》才详细披露了单银昌的犯罪事实。他竟然是杀害前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凶手。

　　1934年，红军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面对的铁壁合围，处境日益艰难。而为了打破困境，博古、李德决定让红七军化身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意图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深入浙江等后方省份。

　　浙江作为蒋介石的老巢和大本营，红军的忽然出现无疑会吸引蒋介石调集军队进行围剿，这样既能达到宣传抗日的目的，又能为主力红军减压。

　　7月，寻淮州、粟裕和刘英等将领，率领着改编后的抗日先遣队踏上了北上之旅。起初，先遣队屡战屡胜，但在江西玉环山，他们遭遇了王耀武率领的精锐部队，结果陷入了苦战。经过交锋后，红军损失惨重，多位高级将领被捕并英勇牺牲。

　　在粟裕和刘英的带领下，部分红军战士成功突围。他们重整旗鼓，将剩余的部队改编为红军挺进师，由粟裕担任师长，刘英担任政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两位将领联手在浙南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

　　1938年3月，粟裕接到了新的命令，他必须率领部队前往皖南与新四军会合。而刘英则留在了浙江，继续担任省委书记，领导当地的革命工作。

　　在分别之际，粟裕提醒刘英要提防特务的暗算。虽然此时国共慢慢的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但对我党的打压和暗杀活动依然猖獗。

　　几个月后的一天，特务伪装成地方恶霸，对新四军在温州的通讯处进行了破坏。虽然这些恶霸最终被捕获，但他们的下落却成了一个谜。

　　当时刘英正好外出办事，回来后立即与当局进行了交涉，要求交出这些被捕的恶霸。可却以普通的治安事件为借口，对刘英的要求置若罔闻。

　　这件事让刘英感到了危机，为了安全起见，他决定将省委的办公地点从温州迁移到丽水。在那里，他化名为王志远，开设了一家百货商店作为掩护，继续秘密地开展工作。

　　由于蒋介石的格外的重视，在浙江地区布下了重兵，并派遣了大量特务，这使得党组织在该地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刘英担任起浙江省委书记的重任，深入到基层中去，全力发展党组织。

　　为了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刘英创办了多个干部培训班和抗日救亡干部学校，还亲自授课，传授革命理念和斗争策略。同时，他还积极恢复被摧毁的游击根据地。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浙江省的党员数量就激增到了近两万人，有二十二个县成功建立了县委和县工委，这一数字比开始时增长了十倍之多。

　　周恩来总理在访问浙江时，对刘英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抗日的东南战场上，浙江无疑成为了领头羊，为其他各省树立了榜样。”而这样的成就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不满，他将刘英视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1年，台州省特委书记不幸被捕入狱。而他还是凭借着过人的智慧成功越狱。最终，他找到了刘英。在刘英的照料下，特委书记很快恢复了健康，并重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

　　不久后，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许多员都遭到了的迫害。当时担任中央东南局副书记的饶漱石，由于担心突发情况，养成了贴身携带大量钱财的习惯。

　　这一习惯在关键时刻救了他一命，他用这些钱财贿赂了搜捕的士兵，从而侥幸逃脱。饶漱石历经曲折，最终抵达了上海，成功摆脱了特务的追捕。

　　在地下党员的帮助下，他辗转来到了浙江丽水，与刘英会面。饶漱石深知当前局势的严峻性，他十分担忧刘英的安全，并建议他将省委机关迁回浙南地区。

　　刘英认真听取了饶漱石的建议，并决定将省委机关迁回温州。为了方便工作，他自己也选择住在温州。可当时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势力依旧猖獗。

　　许多员陆续被捕并遭受酷刑折磨，有些人坚守信念咬紧牙关只字不提党的秘密，而有些人则因没办法忍受酷刑而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选择了投敌叛变。

　　这些投敌的给党组织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和损失。刘英意识到必须将重心放在培养的革命毅力和坚定信念上。

　　他开始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引导工作，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培训和宣传活动来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革命斗志。

　　1942年2月初，浙江省委决定在省委机关所在的温州城召开两场关键会议。首场会议旨在审视永嘉与乐清两县委近期的工作进展，并宣布省委关于设立温州中心县委的决策。

　　而第二场会议则是召集全体党员共同研讨省委机关撤离温州后的工作部署，以确保全省范围内的革命活动能够顺利推进。

　　2月8日晚八点，刘英在前往恒丰盐店的路途。这家盐店位于温州城内繁华的小南门附近，是当时浙江省委的秘密联络点。刘英按照事先的约定，准备在这里与们会合。

　　当他匆匆行至恒丰盐店门前时，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一声熟悉的呼喊。他猛然回头，映入眼帘的是原台州特委武工队队长李少金的身影。刘英对此人颇为了解，他曾担任过自己的警卫员，却因畏罪而逃离了革命队伍。

　　此刻，李少金身后簇拥着一群人，刘英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中统浙江室情报股长陈家璧率领着手下的特务们冲了上来，将刘英紧紧包围。

　　不远处的恒丰盐店也被军一个排的兵力重重封锁。陈家璧等人更是逼迫周义群的岳父作为向导，前去抓捕周义群等员。周义群在被捕后，立刻背叛了革命，导致浙江省委机关遭到了严重破坏，多名相继落入敌手。

　　浙西南和浙南地区再次被浓重的所笼罩。审讯室内，惨叫声此起彼伏，铁钩、烙铁等残酷刑具在刘英身上轮番施展。敌人企图通过严刑逼供，从他口中获取的机密信息。

　　但刘英作为一名员，即使他的脸庞被打得血肉模糊，也始终咬紧牙关，未曾吐露半个字。敌人见状，愈发气急败坏，各种残忍手段层出不穷。

　　数日过去，刽子手们的耐心逐渐消磨殆尽。他们决定以诱降的方式逼刘英就范。中统头目陈家璧摆出一副伪善的面孔，劝诱道：“刘书记，何必如此固执呢？只要你交出密电码，升官发财的机会就在眼前。”

　　刘英闻言，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回应道：“你们这些汉奸走狗，休想动摇我的革命信念！我宁死也不会告诉你们任何秘密！”

　　陈家璧被刘英的态度彻底激怒，他咆哮着命令手下对刘英施加更残酷的刑罚。单银昌这个审讯特务更是暴跳如雷，他猛地踢翻凳子，抡起铁棍对着刘英疯狂地殴打。鲜血四溅中，刘英却从始至终保持着蔑视敌人的微笑。

　　在后来的供述中，单银昌坦承：“刘英的坚韧不拔确实令人震惊。即使是刘怡生和张子海尝试劝他叛变，也反而被他那坚定的信仰所感化。”

　　而浙江中统室在无法从刘英口中获取任何情报后，向蒋介石报告了情况，称刘英毫无感化可能。蒋介石得知后，果断下令：立即处决刘英！

　　于是，在1942年5月18日的清晨，刘英在方岩马头山麓英勇就义。而执行这一任务的，正是单银昌。

　　1949年4月23日，政权土崩瓦解，蒋介石匆匆逃往台湾。作为的核心成员之一，单银昌原本计划跟随刘怡生等特务一同逃往台湾。

　　他们约定从舟山乘船离开，但单银昌因牵挂仍在东阳老家的妻子，决定先回家带她一起走。而的迅速南下，及时控制了江浙地区，打乱了单银昌的逃亡计划。

　　单银昌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他选择了一个远离县城的小村庄隐居起来。为了掩人耳目，他化身为一个普通的木匠，平日里深居简出，极少与村民交往。他制作的木工艺品都由妻子拿到集市上售卖，而他本人则尽可能的避免露面。

　　在村民们眼中，单银昌成了一个不起眼的乡村木匠。但1955年的一天，单银昌被群众举报，随后被公安机关逮捕归案。

　　在审讯过程中，单银昌误以为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他的所有罪行，于是和盘托出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当审讯人员了解到眼前这个木匠竟然是杀害刘英的凶手时，不禁惊愕不已。他们感叹，假如没有群众的举报，这个潜藏的罪犯可能还会继续逍遥法外。

　　1956年，东阳县法院对单银昌进行了公开审判。最终，法院作出了判决：单银昌因犯下严重罪行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